二是从内涵上，特别是从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价值观上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以创造出为各民族都能接受的价值体系。

(4).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对于上下级之间仅存在业务指导关系的行政执法机关来说,或仅规定只适用于本机关,或明确承认下级行政执法机关有权另行制定裁量基准。

⑸另外一类则完全是由基层行政机关因应行政执法需要而自发制定的裁量基准。⑴行政裁量基准缘何成为我国当前基层行政法治建设中的一道风景线?实际上,除了高层的积极推动与大力支持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现实动因: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行政相对人日常接触的多为基层行政执法机关,但由于高位阶法律规范往往授予行政执法机关广泛的裁量权,加之缺乏严密的程序制约,导致行政裁量权行使几乎处于不受控制的状态。唐朝诗人岑参的千古绝句恰是我国当前行政裁量基准迅速兴起的真实写照。基于裁量基准制定不需法律特别授权的原理,任何享有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实际上也都应该享有裁量基准的制定权。尤其是在行政权力相对有限的时代,立法及司法在限制行政裁量权滥用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诸如焚烧垃圾与焚烧橡胶、焚烧落叶与焚烧秸秆危害有何不同、种子发芽率、净度和纯度如何区分等专业技术问题,处于信息劣势的普通公众确实没有能力发表有价值的看法。在美国,自行政法之父戴维斯的巨著《裁量正义》问世以来,尽管不断受到质疑,但通过推动行政机关制定广泛的行政规则限制裁量行使依旧不失为一种理想主义的选择。就此而言，宪法政治可成为宪政的同义语。

最后，笔者还要强调，在逻辑上，宪法对政治功能的表现并不能归结为政治宪法。政治现象属于前宪法现象，宪法政治包含着制定宪法的政治。【摘要】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结构范式：即宪法政治和政治宪法。[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第1465页[9]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之基本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就此而言，本位问题应属于元理论范畴的问题。因为在政治宪法的逻辑下，宪法价值的意义是遭到否定的。

然而，以意义问题为内涵的价值问题在问题的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事实问题的形式。这些学说统统将政治的属性归结为社会属性。从近代以来诸多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们的见解中，法律无不体现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决策。就宪法而言，宪法政治既关注于观念的宪法，也关注于制度的宪法。

由是观之，政治现象先于宪法现象而存在，政治是一种前宪法现象。显然，政治是因，宪法是果。然而，谁也没能给政治下一个逻辑周延的定义。《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 行政法学》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 进入专题： 宪法政治 政治宪法 逻辑考辨 。

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至此，法律和政治问题讨论的焦点就集中到宪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了。

按照逻辑规律，政治宪法必然会受到来自事实层面的自我否定，而宪法政治必然会受到来自价值层面的自我肯定。并提出了，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就是政治立宪，文明的政治的最高形态就是宪法政治[1]。

他们更注重宪政的工具理性，而非其价值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等宪政赖以建立的条件，甚至还理想主义地把宪政制度之确立作为后两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忽略了它们至少应当同时并存的逻辑基础，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宪政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关联，使得中国近代立宪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即深刻论述过法治之于政治的重要作用。虽然政治的运行也得以人为本，也得确认市民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政治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一样，宪法的功能也是具有多元性的。5.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问题却在于：政治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周延，使得我们在实践中永远无法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逻辑路径来求证并获得非法律部分政治问题的外延。

且不论中西文化对于政治的解析有何不同的话语体系，从本体论上来说，政治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这两个范式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因而具有不同的学理意义：宪法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属于前宪法现象的范畴，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

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法律，首先和主要体现为近代以来产生的根本大法——宪法。1.宪法政治强调政治的运行以宪法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其政治理想虽然带有很重的伦理色彩，但他们却为政治正义性设 定了一个具有古典式宪政意味的价值准则。甚至还可以这样表述：任何宪法都不是超政治的。

显然，后者更能在逻辑上获得正当性证明。宪法政治即宪法运行的一种逻辑状态，外化为运行的宪法和运行的政治。史前社会是不存在政治的。[12]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页。

也就是说，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能适用于事实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依靠逻辑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政治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

通过以上分析，在功能上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区分明确了宪法与政治两个概念的确定性。[4]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155.[5]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26.[6]Michael halberstam,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pol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7.[7]《尚书·毕命》。

正如有人提及政治就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为实现和维护其利益而以政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活动及其所结成社会关系[9]。在很多问题上，似乎存在着西方国家用理论（或者称为价值）说话，而古老的中国用事实说话的区别[12]。

因此，任何工具主义的泛政治化思潮都是缺少逻辑基础的。政治权力是宪法运行的载体，但宪法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权力的附属物和政治的副产品。二、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基于逻辑学的一对结构范式考辨笔者以为，政治与宪法这两个范畴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结构范式：宪法政治(Constitution-Politics)和政治宪法(Political-Constitution)。宪法政治内蕴了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导向。

区分前宪法现象与宪法现象的逻辑学意义即在此。因政治作用于宪法而凸现宪法之于政治的工具性，因而政治宪法常常成为制度性宪法、工具性宪法的代名词。

历史与逻辑永远是统一的。正如那些具有古典式宪政意味的价值准则不能称为宪法[11]。

由于对宪法的分析掺杂了政治因素，自然就产生了诸多价值上的障碍，从而在逻辑上动摇了现代宪法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基于人的属性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以人作为参照系的政治在逻辑上必然也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